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王大为，孙江，刘平政治 政治制度史 畅销书籍.

中国秘密社会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深奥领域，作为一个外国学者，王大为做得非常不错，把相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毋庸讳言，该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主题的模糊性。作者全书论述的主线是“简单的结拜——立有名目的结拜（“兄弟结拜”或“异性结拜”）——秘密会党——叛乱（林爽文起义与朱一贵起义）。严格说来，“立有名目的结拜”就是清朝政府所关注的民间的“结会树党”，即“会党”。如此，书名中的副标题“一种传统的形成”指的是什么意思就令人费解了——是“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的关系形成了一种传统，还是“秘密会党与农民起义”的关系形成了一种传统呢？
　　而且，作者谈惮天地会从东南地区南方各省蔓延、“转变成为一种组织——它构成了19和20世纪许多中国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06页）。那么，天地会是作为一个组织还是一种传统急剧蔓延的呢？作为一个组织，人们看到的天地会是一种结构、决策程序和机械装置，各“房”之间得以从中获得信息。作为一种传统，人们会想到仪式与信条的传播，包括相信无所不在的天地会的存在——无论天地会作为一个组织是否真实，“我想，王大为写的是‘组织’，但他经常指的是‘传统’”。
　　二，论述的模糊性。受上述情况影响，作者在论述中多有模糊之处，例如，他说：“林爽文天地会与立有会名的兄弟结拜之间的这种非常重要，……有关林爽文天地会的其他内容表明，与其说它是会党，还不如说它更像一种立有名目的兄弟结拜”（64页）。把会党与立有名目的兄弟结拜混同的叙述在书中多有出现，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又如：“本书关注的重点是结拜组织，而非叛乱，尽管为了了解这些组织必须对叛乱加以研究。……我们得知，结拜组织不是一个很有说服力、可以随意解释的东西，这两次叛乱更应归功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而非兄弟结拜或是秘密会党的组织能力或是信仰力量”（103-104页）。从全书的情况来看，作者把这两次叛乱“归功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的原因（传统？）基本没有展开论证，人们看到的是兄弟结拜与两次起义有着密不可分的（朱一贵依靠的是一般的兄弟结拜，而林爽文依靠的立有名目的兄弟结拜）。
　　王大为一方面认为加入天地会者都是生存于社会边缘的年轻人，但另一方面又用统计方法对会党成员的供词开展研究，说明这些人“有家口，有宗族，有赖以生活的

中译本前言
前言
术语与朝代说明
导论——战争前的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
相关主题的学术史
地理与历史背景
文献资料情况
本书的结构
一章 林爽文起义时期东南地区的兄弟结拜组织
清前期结拜组织之源流——互助组织，村社中举办庆典之“会”
会社仪式与虚拟兄弟关系中的歃血盟誓——战国时期的歃血盟誓，歃血盟誓与民间文化
18世纪东南地区的结拜组织与林爽文起义——案例，持久存在的结拜组织，结拜组织与地方官员，结拜组织与地方绅富

二章 结拜、会党与叛乱：林爽文起义的背景
天地会的创立
天地会向台湾流传
林爽文的天地会
立有名目的结拜、政府与叛乱——分家之争与“结会树党”，遁入大里代，两个天地会、政府与叛乱

三章 会党叛乱与无会党叛乱：朱～贵起义与林爽文起义之比较
林爽文叛乱的思想与组织——族群冲突与叛乱，天地会在叛乱中的作用
朱一贵——没有会党参与的起义——朱一贵叛乱，对朱一贵叛乱之诠释

四章 秘密会党与民间：嘉道年间闽西一赣东地区的天地会
搜捕、叛乱与天地会的蔓延：1788-1800年间政府与天地会的关系——镇压林爽文起义，追查天地会源流，天地会在林爽文起义之后发动的叛乱
天地会与民间——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的流传，天地会教义中的民间因素，作为民间的天地会

五章 边缘性与思想性：清朝针对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的立场
(咨询特价)12年间清朝律例中有关兄弟结拜和秘密会党的条款
施行：当高压来临之时
清政府对结拜与械斗的看法——为首之人与结会敛钱，清政府对械斗的看法，档案所描绘的械斗情形
清政府对械斗的处理

六章 结拜组织与晚期中华帝国
附录一林爽文起义参加者的情况
附录二林爽文叛乱年表
注释
征引资料篇目简介
索引

一章 林爽文起义时期
　　东南地区的兄弟结拜组织
　　闽省各属素有结会树党之恶习。凡里巷无赖匪同逞强好斗，恐孤立无助，辄阴结党羽，辗转招引，创立会名，或阳托奉神，或阴记物色，多则数十人，少亦不下一二十人。有以年次而结为兄弟者，亦有恐干例禁而并无兄弟名色者。要其本意，皆图遇事互相帮助，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而被侮之人，计图报复，亦即邀结匪人，另立会名，彼此树敌，城乡效尤。更间有不肖兵役，潜行入伙，倚藉衙门声势，里邻保甲莫敢举首。小则鱼肉乡民，大则逞凶械斗，抗官拒捕亦因之而起。是结会树党之恶习诚为一切奸宄不法之根源。凡乡民无知结会，如香会、神会等名色，虽各处多有，然不过春秋祈报，初非有意为匪。即或另有愚民因情分相投，联为同气，亦不过数人而止。若夫纠约多人，创会树党，结拜弟兄，其蓄心已非良善，其招引必多匪类。（《宫中档乾隆朝奏折》，22卷，这是福建巡抚定长在给乾隆帝有关结拜组织与秘密会党问题的奏折中的一段话，时为乾隆二十九年（1764）十月。这位任职已三年的巡抚用总体观察的目光，在奏折的开始部分十分谨慎：近来闽省暴力活动的总体情况是，要不是闽人“素有顽劣不化之恶俗”的话，“随着严刑峻法的通过与实施”，就会取得令人鼓舞的成就。然而，兄弟结拜组织与秘密会党仍是一个令人头痛的痼疾，需要采取更严厉的法律措施，这是这位巡抚谈论的重点。在清代针对秘密会党的法律演变过程中，定长的奏折很重要，它提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国秘密社会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深奥领域，作为一个外国学者，王大为做得非常不错，把相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毋庸讳言，该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一，主题的模糊性。作者全书论述的主线是“简单的结拜——立有名目的结拜（“兄弟结拜”或“异性结拜”）——秘密会党——叛乱（林爽文起义与朱一贵起义）。严格说来，“立有名目的结拜”就是清朝政府所关注的民间的“结会树党”，即“会党”。如此，书名中的副标题“一种传统的形成”指的是什么意思就令人费解了——是“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的关系形成了一种传统，还是“秘密会党与农民起义”的关系形成了一种传统呢？而且，作者谈惮天地会从东南地区南方各省蔓延、“转变成为一种组织——它构成了19和20世纪许多中国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06页）。那么，天地会是作为一个组织还是一种传统急剧蔓延的呢？作为一个组织，人们看到的天地会是一种结构、决策程序和机械装置，各“房”之间得以从中获得信息。作为一种传统，人们会想到仪式与信条的传播，包括相信无所不在的天地会的存在——无论天地会作为一个组织是否真实，“我想，王大为写的是‘组织’，但他经常指的是‘传统’”。二，论述的模糊性。受上述情况影响，作者在论述中多有模糊之处，例如，他说：“林爽文天地会与立有会名的兄弟结拜之间的这种非常重要，……有关林爽文天地会的其他内容表明，与其说它是会党，还不如说它更像一种立有名目的兄弟结拜”（64页）。把会党与立有名目的兄弟结拜混同的叙述在书中多有出现，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又如：“本书关注的重点是结拜组织，而非叛乱，尽管为了了解这些组织必须对叛乱加以研究。……我们得知，结拜组织不是一个很有说服力、可以随意解释的东西，这两次叛乱更应归功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而非兄弟结拜或是秘密会党的组织能力或是信仰力量”（103-104页）。从全书的情况来看，作者把这两次叛乱“归功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的原因（传统？）基本没有展开论证，人们看到的是兄弟结拜与两次起义有着密不可分的（朱一贵依靠的是一般的兄弟结拜，而林爽文依靠的立有名目的兄弟结拜）。王大为一方面认为加入天地会者都是生存于社会边缘的年轻人，但另一方面又用统计方法对会党成员的供词开展研究，说明这些人“有家口，有宗族，有赖以生活的村社”，而且，林爽文本人就不是一个